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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解决农田抛荒问题？

中国乡村发现

湖北农业信息网讯: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：“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道路，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、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、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，促进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”。作为未来的行动纲领，党的十八大报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，特别是解决农田抛荒问题带来了难得的机遇。

生产关系的调整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契机

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。新中国建国以来，我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总体上是相适应的。但是，随着社会政治、经济的深刻变化，特别是现阶段出现的新情况需要我们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。正如十八大报告所阐述的“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，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“三农”问题的根本途径”。

农业、农村、农民曾经为我国的工业化、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，我国的工业化、现代化是依靠“三农”发展起来的。新中国成立最初几年，农业收入一度占国家财政收人的40％。仅就农业税而言，从1949年到2003年，全国累计征收农业税达3945.66亿元。其中仅1949-1984年征收的农业税额有1000多亿元，按照当时的最低价格兑换成黄金至少11.42亿两（相当于现在10万亿人民币）。

在经过建国几十年的慢长发展过程，现阶段我国的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。在此背景下，农村的有生力量（壮劳动力）逐步向城镇转移。从起初的“小分队”，到如今的“大批量”；从开始时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，到如今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兼备。人数的总量，到2011年底高达2.5亿之多。而且，每年还在以1000万人的数量在增加。

随着消除城乡分割的“二元”户籍制度的改革，以及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，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农村居民将在没有“壁垒”和障碍的情况下更加自由地在城镇流动。大农村少农民的格局，是今后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向。在此情况下，留在农村的“386015”人员（老人、妇女、儿童）将无法承担繁重而又需要现代科学技术素质的农业生产。农田闲置，甚至抛荒将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。

规模流转耕地解决了有田无人种的问题

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，是稳定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针政策。既要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，又要解决农田种满种足，充分发挥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。

善于发现，并利用睿智解决问题的我国广大农民和社会人士，在新时期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——土地流转。

在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的前提下，农民将承包地流转出去，一举多得。

解决了有田无人种的问题。通过土地流转，农民不仅不再在“一亩三分地”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而且还可以获得流转费用（租金、股金、股息）。

开辟了农民增收的渠道。不用操心农业生产的农民，或者就地就近给土地流转经营者“打工”，获取“打工”收入；也可以专心专意外出务工经商，获得“工资性”收入。近年来，农民的打工收入越来越高。2011年，全国“农民工：月平均收入2059元，比2010年增加359元，增幅达21.2%。

社会闲散资本有了用武之地。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逐步走向富裕的部分人手中握有庞大的民间资本。这些资本无时无刻不在寻求投资的出路，而党的十八大把“三农”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“重中之重”，意味着农业成为了投资的“热门”产业。在农民进城，空出农田的情况下，社会资本就有了投资的平台。这既解决了农田的充分利用、农业投资的难题，又解决了社会资本的出路问题。

耕地流转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，但是目前要引起高度重视的是不能简单的流转，也就是说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民出租耕地，收取租金的简单形式。为了维护农民的长远利用，减少租地纠纷，要引导农民和社会资本有效对接的股份合作制。农民以耕地入股，社会资本以资金、资产等入股，实现风险共担，利益均沾。

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

世代务农的农民，沿袭几千年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，在当今的中国即将成为历史。在工业化、信息化、城镇化、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新型格局下，职业农民将是新的发展趋势。

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镇转移，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丧失，恰恰相反，它蕴藏着一个新的职业的诞生，那就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。

集约经营需要新型职业农民。农业生产，特别是粮食生产，没有一定的集约化程度就没有稳定的收入保障。

我国出现的农民宁可抛荒也不种粮的现象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种植规模过小的问题。目前，农民种植一亩小麦的收入大约在240元、一亩稻谷大约在800元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在正常年景下，种植一亩粮食作物一年的收入仅仅在1000元左右。如果遇到自然灾害，不仅不能收回成本，还有可能导致亏损。

提高种粮收入，除了国家惠农政策支持外，一个重要的方面，就是实行集约化经营。湖北省大冶市农民侯安杰流转11个乡镇的1.98万亩耕地，一年的净收入就超过600万元。因此，集约化是发展粮食生产的有效途径。

现代农业科技需要新型职业农民。提高单位面积粮食产量，必须紧紧依靠现代农业科技。２０１１年我国农业科技贡献率达５３．５％，有效提升了粮食生产科技支撑能力。

农业科技看似简单，其实运用起来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。目前留守在农村老人、妇女显然不具备运用现代科技的能力。

活跃在广大农村的种粮能手、农业科技人员，以及热爱农业生产的企业家等，他们不仅具备现代科技知识，而且还具有高度的组织、协调能力。他们或者自己经营，或者组成“合作社”等方式联合经营。网络多方面的人才，充分发挥科技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。既提高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，又提高了种植粮食的经济效益。

大规模投入需要新型职业农民。粮食生产周期长，投入大，没有比较大的经济实力是难以持续进行的。

纯粹意义上的农民，经济实力并不宽裕。一家耕种三五亩，一年的收入也就三五千元。即使种植20亩地，年收入也不过一两万元。而一亩地一年两季的生产投入在一千多元，辛辛苦苦耕作一年的收入基本上只能够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投入。如果要扩大生产规模，就受制于资本限制。

从当今流转耕地的情况来看，大多数是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经营者。他们不仅具有投入粮食生产的现实资本，而且很多还经营其它企业，具有源源不断的补充资本。因此，这些新型职业农民的出现，解决了粮食生产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，大生产、大投入的问题。

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强大支撑

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：“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，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、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，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”。

随着我国财力的增强，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将逐年增加。扶持农业生产，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力度不断加大。党的十六大以来，中央财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逐步形成完善“三农”投入稳定增长保障机制。2003—2012年十年间，中央财政“三农”投入累计超过6万亿元，为赢得“三农”发展黄金期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，今后国家对“三农”的投入将更加强劲。粮食直补、良种补贴、农资综合直补等补贴将会不断完善，并在数额上逐步加大。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，将会持续执行。

粮食生产的发展，政策的支持至关重要。但是，体制机制的创新也不可忽视。纵观我国现行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，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。如粮食直补，普遍的办法是按照耕地面积平均计算补贴，扭曲了粮食直补的本来含义。这种不管种不种粮食都给予补贴的简单办法，导致了不少农民选择种植经济效益高的其它农作物，减少粮食种植面积，威胁国家粮食安全。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虽然好，但在执行过程中，出现了诸如收购网点设置不合理，启动时间滞后，卖粮款结算不及时等问题，不少农民没有真正得到国家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。

要使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到实处，就要切实改进目前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。通过政策的调整和完善，真正起到利用政策“杠杆”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的作用，使我国有限的耕地资源不因抛荒而闲置浪费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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