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息化对制度逻辑的改变

“如何对制度进行思考”这个题目在这里的意思，是想试着评价和估计一下，在制度这个问题上，信息化有多大潜力，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理论立场。或者说，信息化对制度创新的影响，到底建立在“为体”还是“为用”的限度上。

将文献一路读下去，发现关于制度的各学科理论，其前沿——如演进经济学、演进制度经济学、行为经济学制度理论、演进博弈学习理论、认知逻辑理论——都正在指向同一个方向：生命演化。而我恰恰认为“信息化是生命化”。制度理论与信息化结论一旦在内核中相逢，将触发信息化理论的飞跃，引导人们在“信息化为体”的意义上谈制度；而不再象以往那样，把信息化仅仅当作制度的附庸。

如果这一判断成立，将意味着，信息化不光促进传统制度的改进和完善，它还内在地要求产生新的制度，以及更重要的——产生新的制度逻辑。制度逻辑的改变，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。

“信息化是生命化”的制度映射：由信息化理念引伸出信息化的制度理念

用“生命化”来解释信息化，在于将信息化理解为与“机械化的”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相反相成的“有机化的”第二次现代化运动。前者主要推动分工专业化，后者主要推动协调有机化。通过协调有机化，进一步带动分工专业化；通过分工专业化，进一步促进协调有机化。

“生命化”主要指通过信息的编码解码与传播(即DNA机理)导致系统自组织、自协调地自发演进的过程，DNA机制就是其生物表现。信息化的本质在于，将生命机制，从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命，扩展到社会组织水平上的“生命”。从生命化的理念看，国民经济、社会与文化的信息化过程，是社会组织的有机化过程；它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业化造成的社会机体不和谐问题。所有信息化工程，本质上都是社会仿生工程，都是给传统工业化形成的机械组织，注入DNA机制，使其活化的过程。比如说企业信息化，就是指“搞活”企业的意思。生命化，这是我们讨论制度问题的原点。

如果承认信息化就是生命化，相应的信息化制度理念，必然是认为制度也是可以生命化的。意思是说，制度也是可以活化的(既然可以搞活企业，也可以搞活制度，如：与时俱进，随需应变，自我完善，创新发展，诸如此类)。这是信息化制度问题上，基础理论级的第一个“大胆假设”。

这个大胆假设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本质在于它是一个扬弃制度完备理性的命题。因此它是对传统工业化的理论叛逆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经济学，按照其内在倾向，可以分为两类，一类是肯定完备理性的，论证制度通过体现完备理性的正式形式(如契约、组织、产权、法规等等)，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交易费用(协调成本)，试图用新古典主义“消化”制度经济学；一类是扬弃完备理性的，在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基础上，研究制度与交易费用(协调成本)的关系。其中走得最远的，就是与新古典主义渐行渐远的演进的观点，特别是与理性化相对峙的生命化的观点。汪丁丁、韦森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。我希望搞信息化理论的人，多注意从他们的观点中获得启发。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路子，从信息化的角度看，比较“正点”。

信息化的制度逻辑：信息是重要的

信息化在影响到这一或那一制度安排之前，首先改变了制度的逻辑。以往的逻辑，关心的是最佳制度安排，即最理性的制度，缺点是一旦形成，就难以改变；信息化的制度逻辑，因为从理念上就不认同绝对理性，所以它应当关心的是“与时俱进”本身，把制度理解为一个创新过程，而不是一个结果，这样才能逼近信息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真实世界。

信息化制度的元逻辑结构：“活的制度”如何可能？

一旦不再把完备理性，当作制度逻辑的中心，制度问题在元逻辑层面，就将变成一个知识论的问题。在信息化学者发现这一点之前，汪丁丁首先洞察到这一点。所以他会出乎许多人的意料，从康德入手，重新清理制度理论的范式基础。正是经由汪丁丁，我们才发现康德思想中有一种认知和演进的因素，可以在制度逻辑理论创新中，为我所用。

康德理论对制度逻辑的启发，不在于他树立理性权威这一现代性结论中，而在他第一次将逻辑学与认识论相结合，对理性进行认知考察这一点上。这相当在我们在思考制度理论时，不是象新古典主义那样，把完备理性当作一种与认知无关的、没来由的东西，无条件接受；也不是象张五常那样，急急忙忙把一切现象还原到最抽象的理性原则上，而是把理性放在认知过程中来把握。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，康德指出，“直观与概念乃是构成我们一切知识的要素，与直观方式不相一致的概念，或没有概念的直观，都不能够产生知识”。而令我最感兴趣的，是康德在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提出的图式说。图式是感性与理性联接的中间纽带。当下的直观，只有通过图式，才能成为概念；概念也只有通过图式，才能使人超越经验，达到本质直观。这一思路，正是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核心。它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：当完备理性并不“真实”存在时，制度的普遍性如何保障；当感性上升为理性后，如何保持制度在选择和创新方面的灵活性。对制度来说，这意味着，当制度从现代性的绝对理性僵化状态，向信息化的活化状态转型时，“活的制度”如何可能(既不失于偏离理性，又保持创新活性)的问题。

按照元逻辑推论，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在于：第一，制度是面向现象的：制度是当下的、此在的，是要对系统“末稍”的意义进行话语响应的；第二，制度是演进的：制度所体现的理性是有限理性；这种有限理性体现在演进形成的学习框架以及对社会记忆(习惯、文化)的编码与解码之中。第三，制度是创新的：制度不是条文，而是实践性的；制度可以趋近完备理性，但不可达到完备理性，否则就意味着创新的死亡。

当然，把制度的范式基础只追溯到康德，悬置了理性本身，没有做到从启蒙运动的源头上反思现代性的局限。这方面施特劳斯和伯林的理念更深入一些。我以前提出“自由先于权利”的观点，也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制度观，突显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价值取向所在。

信息是重要的

众所周知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口号是“制度是重要的”。在我看来，这不过是另一具现代性图腾。

如果这里的“制度”，最终要回归新古典主义的完备理性假设上来，在信息化语境中，我认为“重要”的，就将不再是(一成不变的)制度，而是不断生成和演进的信息。对于制度来说，信息才是重要的。

1、制度是认知的结果，是信息的流动与积淀过程。行为经济学从认知角度看待经济行为。行为经济学的认知模式不光反映微观行为结构，而且反映宏观制度结构。制度构造本身就是一个心智模式。在这一模式中，制度随时要从当下的情境中获得信息，同时要将这一信息同存储于系统框架(FRAME，相当于康德的图式)中的以往编码信息进行比对，以此方式进行评估，做出应对之策。信息化制度与工业化制度的不同在于，资源外部性越强(信息和知识程度越高)、环境越不确定，系统复杂程度越高，工业化的决策效能越低，而信息化的决策效能越高。以相对较低的决策成本，做出较多的正确决策，是信息化制度的主要优点。

2、制度是习得的结果，是惯习和文化选择的过程。从制度经济学的演进观点来看，制度是惯习和文化积累的结果，制度无法移植，就在于惯习和文化无法移植。而惯习和文化的积淀过程，是一个信息向知识转化的过程，而其中形成的制序就是图式。信息化制度是学习型制度，在学习中与时俱进，不断演化。因此，信息化制度不光是对制度进行改革，而是把改革本身当作制度。

3、制度是博弈的结果，是共同知识形成运用的过程。从博弈论学习理论的观点看，制度是人们在有限重复博弈中，不断形成和运用共同知识的结果。这种共同知识存在于一个具有编码解码功能的知识框架中，这个知识框架，就是图式或制度。它既是理性的，又是感性的。

理解信息化对于制度逻辑带来的变革性影响，对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。用最简单、最通俗的话来说：工业化把“不变”制度化，信息化把“变”制度化——信息化要把“变本身不变”这一点制度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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